有了母亲大人的指示，肖军当即动作麻利地将袁茵交待的事情处理的圆圆满满，妥妥贴贴。
像肖军这样常年跑供销的老科员，手上积攒的人脉极为广泛，三教九流，市井百工，什么人没打过交道，各路门道都一清二楚。
即便肖军不认识粮食系统的熟人，架不住他的狐朋狗友们有这边的熟人，熟人托熟人，朋友托朋友，三拐两绕，便找到了目标，再扔几颗手榴弹什么的，做些感情投资，通常就能轻松搞定。
这是肖军行走江湖多年的心得体会，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大面上过的去的事情，无论官民，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糊弄过关得了，较那个真儿做什么。
法律不外乎人情，便是这一现状的最好注脚。
肖军摇了几个电话，不到半个小时，便找到了门路。
他的一位朋友认识市里一家国营粮店“红星粮店”的一把手（也就是粮店主任）。他们江城市印刷厂与红星粮店有过几次业务往来，好像是印刷厂给粮店做一批纸箱、包装袋什么的。
好巧不巧，袁克成所在的301厂正好属于他们红星粮店的辖区。
晚上八点钟左右，这位好友陪着肖军，一起登门拜访红星粮店的主任瞿同波。
在两条前门，两瓶五粮液的强大火力攻击下，再加上二位销售精英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下，瞿同波这位老同志失去了党性，忘记了原则，最终大开方便之门，同意了对方的请求。
解决掉粮店后，二人又马不信蹄地以同样的方法顺利地获得了煤场主任的点头，宾主言谈尽欢中，又将这条路子给趟平了。
在粮店和煤场这种关系民生的权力部门面前，像袁家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即便打着灯笼也是难以找到门路，然而肖军随便跑了两趟，便一举拿下。
这种办事的手腕和能力，叫袁家老三袁朝一时刮目相看。肖军在他的心中形象大变，原来大姐夫并非人们所说的绣花枕头一包草啊，他到底还是有些真本事的。
经过此事，肖军的表率作用给袁朝指出了人生的又一条道路。
原来世界的大门可以这样打开！
不需要遵章守纪，不需要循规蹈矩，只是走走关系，托托门路，便能摆平前面的一切拦路虎。
袁朝的世界观到底有没有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然而在全世界，尤其是华人世界中，人脉和关系却是最受关注的，唯此两般，若圆转熟练使用，人生的通衢大道就摆在你的脚下，任你一马平川，驰骋而过。
那个久远的时代，并非是清如水明如镜，没有一点贪污受贿现象，只是那个现象真的很少，非常少见，与后世动辄一个小小秦皇岛自来水厂的厂长便能毫无顾忌地贪污几个亿的案件相比，实在是蚂蚁与猛犸象的差异。
到底社会民主党建政之初，刘青山张子善的榜样摆在那里，别贪污，贪污就剥皮揎草，看看是你胆子够大，还是我的刀子够快。
东方红也是农民出身，这是比照着老朱的手段来的。他可是真敢杀人，治贪力度还是刀斧俱下，非常可怕的，然而老朱那种依靠杀戮手段来阻止贪污腐化的方法终究是管得了一时，却管不了一世的，他死后，明朝的贪腐更是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新中国政府与当年明朝政府的贪腐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初，党和政府的官员贪污受贿的事件便时有发生，但总体还没有出现大面积塌方现象，没有发展到抓一个能连带一窝的可怕地步。
然而当六代目七代目执政时期，贪腐则泥沙俱下，泛滥成灾。
后来网上不断有喷子信口开河说，中国的贪污受贿泛滥成灾，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整个社会架构出现了严重问题。
至于什么严重问题，他们又开始老生常谈，把西方那一套价值观搬了出来，希图通过他们的那一套来挽救中国的政治生态，说实话，那真是驴唇不对马嘴，他们找错地方了！
中国一旦照搬西方那一套的政治制度，绝对会成为第二个RB，第二个韩国，官僚一体，财阀治国，百分之一百的确定。
所谓的民主制度不过是徒惹一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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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人都说，那个时代所谓小贪污小受贿的程度不好界定，这话真的没错。
当时许多事情不好办理，人人都要请托关系。调动个工作，要托关系；提一级工资，要托关系；买个紧俏商品，要托关系。
请托关系，当然不能空着手，没有利益输送，人家也不会平白地使力相帮，那自然得拎点烟，拎点酒，拎点糕点果品，送送礼吧，如此才好办事。
这种现象在那个社会十分普遍，倘若你非要说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当时有一个词可以一言以概之——不正之风
当年高英培、范增玉的相声《不正之风》里讲述的就是这样的社会情况，“万能胶”无所不能的走后门本事，在当时来说，这种“能人”无处不在，也是众多底层人民所心向往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