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9章、又一轮背井离乡的节奏（二）
另一方面，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战争潜力，却已经被一次次无休止的围剿给几乎耗尽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1933年的中央苏区一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达到了435万，总面积约为8.4万平方公里。
从数字上看，中央苏区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上述的多数地区都属于“拉锯”区，敌退我即占，敌进即失去，所谓的60个县很多是新设的，真正的后方依然不过是赣西南和闽西两地而已。
在这一阶段，红军总兵力也从3万增加到10万，但这基本上已经是这块地方能够支撑的极限，甚至都有些透支民力了——此时，红军的兵源主要是以俘虏和新募的农家子弟补充消耗，数量和质量都很成问题。据党史资料，仅瑞金一县，1934年前已牺牲18000人，被残杀5万人，“但群众仍然踊跃报名参军”。可瑞金县当时的总人口也不过是是二三十万人，如此竭泽而渔，就算群众再怎么踊跃，又能支撑到几时？
日后在课本和文艺作品中被热情宣传的红军老班长和红小鬼，其实是当时苏区兵源枯竭的悲哀体现。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跟一战末期的德国相似，看上去开疆拓土、兵威赫赫，实际上已经只剩了一口气。
为此，中央局不得不发出口号：“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各乡苏政府之下都要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学插秧，甚至专门为小脚妇女生产小脚草鞋，以便于动员她们展开生产
这些口号虽然慷慨激昂，但却无法掩盖背后的惨淡现状——整个苏区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几乎榨干了。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位于群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几乎没有工业。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才在瑞金设立了第一座兵工厂，职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300余人。根据红军战士的回忆：“说是工厂，其实最早是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的作坊，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后来又增加了手摇钻床、手摇冲压机，四尺、六尺、八尺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等共十几部。但由于缺乏柴油，以至后来根本断绝了柴油的来源，搬迁到岗面的时候就利用水力冲动水轮机，带动皮带车床移动。”
“当时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没收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收集苏区境内能利用的所有废铜烂铁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从战争中缴获的胜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特别严密，那时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钱也难从苏区外边买进来。”
从1932年到1933年的这14个月时间里，这个兵工厂总共修配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翻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即使没有掺杂什么虚报的水分，这个数字也只够两三次战役的消耗——“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其实际的作战功用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锁政策，布、药、棉、生活用品、医疗器械，一概不得进入苏区。迫使苏区只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布的进口很困难，就提倡种棉、
种麻，自己生产土布；没有食盐，就用土法熬制硝盐；没有药品，就上山挖药材制成中草药丸或自配少量西药剂；没有医疗器械，就用竹筒装药水、用铜打摄子、用锯条加竹子做外科锯；没有绷带，就将用过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后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军阀矛盾策动中立、收买商人走私，但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而且红军的财政经济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钱财，难以支持一个战时政权的巨大消耗。
总的来说，江西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太小，补给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长期作战之中，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苏区在战争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统区抗衡，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如果整体上被围攻的态势不变，必定会被困死——即使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会有第六次，就算又赢了第六次或许还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谓的“百战百胜而亡其国”。如果工农红军想要打破这种被动态势，只有一条途经，那就是抓住一切机遇向外发展，撕碎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红军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李济深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反蒋的“福建事变”。如果当时红军能够跟福建方面紧密合作，派遣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到闽浙赣，或许还能撕碎蒋介石的合围之势，直捣沪宁杭但这个宝贵的机会被轻轻放过了，在王明和李德过于保守的错误领导之下，红军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十九路军被瓦解覆灭，然后包围自己的牢笼又更加坚固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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